王溥本身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的旧军官，九一八事变之后被迫落入伪政权体系，1937年被安插在保定，出任伪平汉线警防队第三纵队第六区队上校区队长。这支警防队不是普通地方保安伪军，核心任务是守护平汉铁路北段交通线，属于日军依托交通干线布置的武装护路力量。1938年初，他的部队第一次和八路军在前线遭遇，八路军阵地喊话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股票杠杆配资查询，王溥内心受到极大冲击，当场下令部队不要开火，只是象征性朝天鸣枪之后便主动撤离。这个反常举动引起晋察冀军区的重视，聂荣臻指派敌工部部长厉男负责对接，双方开启长达半年的秘密接触与谈判，一边稳住日军监视，一边在内部慢慢争取基层军官，整个策反过程始终处在极高风险之下，稍有泄露便会招致全队清算。
为了隐蔽起义筹备，王溥设计了一套极具迷惑性的布局。日军安排家属就近安置用来挟持伪军将领，他顺势把妻儿安置在日军顾问住宅隔壁；等到起义时机临近，恰逢这名日本顾问接到指令返回北平开会，王溥索性安排家人随同顾问一同乘车北上，在日军视角里相当于人质依旧在手，彻底打消对方的警惕。1938年8月23日夜间，王溥召集副大队长以上军官召开紧急会议，会上出现两种意见，一部分军官主张趁机袭击城内日军据点，另一派认为强攻会引来周边日军快速合围，一旦陷入巷战，这支队伍很难脱身。众人反复权衡，最终敲定方案，不与城内日军纠缠，趁着雨夜，全员携带全部武器弹药，秘密脱离驻防区域，向晋察冀腹地唐县北店头方向开进。这支起义部队在册人数1800余人，部分史料记为两千人，是抗战前期华北敌后规模最大的伪军反正行动。
这次起义最特殊的价值，在于完整带出了伪军体系里罕见的重型火力编制。不同于零星据点投诚只能带出步枪、重机枪，王溥这支部队自带独立的迫击炮大队，配备多门82毫米迫击炮，同时配齐轻重机枪、大量步枪、弹药以及一部电台。在1938年的晋察冀根据地，火炮极度稀缺，八路军绝大多数攻坚作战只能依靠炸药包、土造爆破筒，曲射火炮更是稀缺资源。日军对伪军的武器管控一向严苛，山炮、步兵炮这类重型火炮绝不会交给伪军保管，迫击炮已经是伪军编制内能拿到的火力上限。这批迫击炮不是零散缴获，是建制完整的炮队，炮手、观测人员、弹药配套全部随队过来，拿到手就能直接投入作战，这也是这次反正区别于其他小规模伪军投诚的核心亮点。
8月31日，队伍抵达唐县北店头，晋察冀军区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，聂荣臻亲自到场讲话。起义部队正式授予番号晋察冀军区抗日游击军，最初由李允声担任司令员，王溥任副司令员，厉男出任政治部主任，部队划分为三个支队，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，直属迫击炮大队。根据地把这支队伍部署在东杨庄、封庄、魏庄一带，扼守太行山进出的隘口，直接承担根据地东线门户防御任务。对于当时的晋察冀来说，收获的不只是一千八百名战斗人员与迫击炮，更是一次巨大的政治冲击，它打破了日军宣传的伪军稳固假象，动摇华北整条平汉沿线伪政权的军心，沉重打击日军“以华制华”的统治策略。
投诚之后，王溥与游击军很快融入根据地的作战体系。1939年，王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之后接任游击军司令员。百团大战期间，游击军承担平汉铁路新乐到望都段的破袭任务，在七十余公里的铁路线上持续出击，炸毁四座大中型铁路桥梁，收割大量通信线缆，歼灭大批日伪军，切断日军南北机动补给通道。这支由伪军反正而来的部队，已经不再是护路武装，转变为敌后主动出击的主力之一，多次粉碎日军对边区边缘的扫荡行动，在山地、丘陵的防御和破袭作战里，当年带过来的迫击炮大队发挥了持续的攻坚压制作用。
这场起义最终以悲壮收尾。1940年11月，日军集结重兵合围游击军于曲阳张家峪。战斗打到最后，警卫连仅剩王溥与十二名战士，机枪手牺牲之后，王溥亲自操机枪阻击敌军，毙伤二十多名日军。身负重伤之后，为避免被俘受辱股票杠杆配资查询，他选择自尽殉国，年仅三十二岁。回看整个事件，它不只是一次人员与武器的投送，更是敌后统战工作的一次高峰。它证明旧伪军中依旧存有大量不甘做亡国奴的官兵，只要把握时机周密筹划，就可以成建制瓦解日军的附庸武装。而那支迫击炮大队所代表的重火力，也成为抗战前期晋察冀一段难以复制的收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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